女工生育纪事 | 5次怀孕3次被迫引产 打工妈妈将生育经历排成话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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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来源:临平信息港

  扮演“小玉”的柳云躺在手术台上,两腿劈开,医生在隆起的肚子上摸来摸去,摸准一个圆圆的头,巨大的针筒扎进去,用钳子夹出婴儿的“肉”、“骨头”,放进塑料桶。舞台上,钟表“滴嗒”,婴儿大哭,急促的心跳等音效响起。

  这是舞台剧《生育纪事》中引产的一幕。剧情取材于女工“小玉”真实的生育故事,她曾在老家5次怀孕,生下2个小孩,经历3次流产。剧中演员多是北京打工女性公益组织“木兰社区”里的女工,她们是北京昌平东沙各庄村的“外乡人”,是保姆、帮厨等家政工,或全职妈妈,她们与“小玉”有着类似经历。2019年1月初,舞台剧在北京菊隐剧场演出。

  “孩子,妈妈对不起你。”“小玉”抱住递来的孩子身体碎片,泪水在眼里打转,“可你已经有两个哥哥了,家里条件那么差,再把你生下来,我和你爸爸要吃多少苦,遭多少罪啊。原谅妈妈。”

  演到这里,柳云觉得“很扎心”,因为这也是她的心里话。

  44岁的柳云有过3次流产经历,她仍然记得几年前那场“无痛人流”:医生用一个工具,把“那块肉”吸了出来,擦了血,扔进了垃圾桶。“躺会没事再走。”医生说。她穿好裤子,躺黑色的皮革床上,看着手术室的白墙,发呆,觉得很委屈。丈夫没在身边。

  “生育意味着疼痛、成熟、新生命”,舞台剧的宣传词写道。但在多数情况下,她们生育的痛楚和压力被人漠视、不解。不仅如此,她们还因为生育会带来职业上的麻烦,最终面临离开和留下的两难。

  中央戏剧学院教师赵志勇担任这部剧的导演,他将故事搬上舞台,试图“从私密的个人身体经验出发,谈论一个社会性的议题,让大家关注打工女性背负的压力和困境。”

  舞台上,三个演员缩在木地板上,五官皱在一起,闭着眼、咧着嘴,双手捂着小肚子,两腿相并,左右翻滚。她们将生育之痛和生命之爱表演出来,“别人的故事”成了自己的故事。

  (木兰社区活动室,《生育纪事》排练现场。摄影:吕萌)

  布娃娃

  “后面几个都做了流产?”

  “是引产,都四五个月了,孩子都长全了。”

  3月15日,屋里没有暖气,一个电热炉冒着蓝紫色的小火, “木兰社区”负责人齐丽霞和其他打工妈妈等10人,围坐在活动室一张蓝色塑料儿童圆桌边,背《生育纪事》的台词。身后,几列新书架飘散木头的气味,摆放着社会捐赠的儿童书,墙上画着彩色的降落伞、长颈鹿和飞机。

  演员大多住在昌平区东沙各庄村。这个热闹的城边村在天通苑北边8公里处,村口红色瓷砖的柱子斑驳陈旧,路两边立着三四层楼的民房,一楼门面多是天南海北的小餐饮,楼上住着外地打工者,窗户上伸出晾衣架,挂着衣物。

  齐丽霞有过1次生育,扮演“被访者小玉”。她念着台词,嗓音沙哑,内容最多,有近20句。

  在《生育纪事》之前,打工妈妈们在木兰社区聊得最多的话题是孩子,齐丽霞萌生了将生育经历搬上舞台的想法,便找到赵志勇,后者从事工人戏剧导演十年,接触过很多工人群体。他们给近三十位打工妈妈做了访谈,发现小玉的故事“最震撼”:

  44岁的小玉近30年来,共有5次怀孕经历,前两次顺利诞下两个男孩,后三次被迫流产。

  生完孩子的小玉到北京做小时工、保姆。她向访谈者讲述了3万多字的故事,“平静得像是在讲述别人”。赵志勇选取了生育和引产的片段,“逐字实录”,台词均来自小玉的口述。齐丽霞找了5个打工妈妈来演这部舞台剧,她们分别出任独白、演员、讲述者。

  活动室里,演员们走了四遍台词,有北方人不懂,台词里的田和地分别指什么?有人回答,南方有水田和旱地,在北方统称地。还有人把词记错,把彩礼里的“一万张五块”念成了“一千张1万元”,引得哄堂大笑。

  坐在丽霞旁边的田嘉看着别人笑,她的头发疏在耳后,当年看孩子因过度劳累而中风,嘴角留下后遗症,她是山东德州人,以前是个画师,在玻璃上画彩色的山水牡丹画,再由别的工人做精雕,“画一天的画,他们要做三天”,现在在北京兼职带小学学校的非遗活动课程,一周上两次课,还照顾自己读小学的儿子。

  她是剧中的独白,熟悉《生育纪事》里的每一件事。

  那一年,老家种麦子,“小玉”感觉不舒服,全身没力气,趁着赶集,和老公去医院找大夫检查,大夫告诉小玉她怀孕了。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怀孕,大夫劝说,要的话就留着,不要的话赶紧吃打胎药。

  “麦子还没种完;种完了麦子,还得摘油菜。”田嘉念出了“小玉”的心理活动,“摘了油菜,还得浇麦子。我现在哪能歇呢?”“小玉”拒绝了医生的建议。最终,她选择引产。

  饰演中年“小玉”的柳云只有3句台词:两句对医生说的话,一句对孩子说的话,全都发生在手术室中。

  有一次念台词,她忘了说“家里条件那么差”,独白演员瑶瑶提醒,缺了这句话,台词会“欠点火”,因为“小玉”的孩子生不下来的原因就是穷。

  演员们平时自愿利用余闲来排练。小半年里,柳云每场都在,周日一去就去一天。老公大多时候不管,偶尔也问,你又去排练啊?“给钱吗?不给钱还去啊。”

  柳云觉得自己到木兰有种回到家的感觉,感到安心。

  除了念台词,她还要排练做完手术后的小玉——手肘支撑,从手术台上慢慢爬起来的样子。

  “要呈现出特别疼,爬起来没劲儿的状态。”她曾花一个上午去找引产完坐起身的“无力”感——看似无力实则用力,就像导演说的,找到一个“支撑点”。每次排练完后,柳云都感到胳膊酸疼。

  排练结束后,一位打工妈妈在活动室里翻出了收纳盒,那里塞满了衣服:零岁孩子的嫩黄色毛线鞋、两岁三孩子穿的红肚兜、小花棉袄。这些是齐丽霞从工友群“借”来的,而布娃娃是姐妹们亲手做的。

  她们在网上采购皮肤布,把棉花塞入缝好的布套中,布娃娃皮肤白白的,戴着帽子,黑眼睛红嘴巴,闭眼微笑或者“发呆”。齐丽霞小心抱着它们,就像抱着新出生的婴儿,“我现在都这么老了,抱着布娃娃还会想自己刚有小孩的时候。”

  (木兰活动室里,齐丽霞在看台词。摄影:吕萌)

  “能演,心里有东西”

  “小玉”临盆,一个男人走到跟前,掰着她的双腿,表演生育的推力。一分钟后,小玉的肚子瘪了,终于生了。孩子们闹起来,欢笑着、跳着,拍打气球,红的黄的蓝的绿的,在空中飞舞。

  手术台上,扮演年轻小玉的雨虹感到很不舒服,她比小玉小十几岁,生孩子晚了二十几年,她一时不懂,为什么是由男人来接生。齐丽霞说,“小玉”在家生的孩子,附近只有一个男“接生婆”,他学过妇科,是村里的郎中。

  后来,小玉又怀上了,因为家里穷,舍不得几十块的打胎钱,她想了各种方法自虐胎儿,可孩子怎么“都不掉”。这一过程,赵志勇安排了三个独白演员来演。

  “老家那个挖红薯的箩筐,那么大,一筐红薯得100斤吧。”田嘉在舞台上背着装得鼓鼓的大蛇皮口袋,一边念着独白,“我背在身上使劲跑,心想孩子能掉下来,他不掉。”

  “我用拳头使劲打肚子,用推磨的杠顶在肚子上使劲压。”一名独白演员用拳头捶着另一名独白演员凌云的肚子,“想了好多办法,怎么弄他都不掉。”因为捶得重,凌云哭了。那名演员转而轻轻地捶,凌云做出痛苦的表情。

  “痛苦一点”,赵志勇说。

  “我已经很痛苦了呀”,凌云一脸平和。

  包括凌云在内的诸多打工妈妈们,要不断练习笑、痛苦之类的表情和动作,“你要去装一个痛苦的表情”,雨虹说。从一点点,逐渐放大,再到“五官皱在一起的那种引产的痛苦”。赵志勇说,打工妈妈们来演这戏,比专业演员更合适。她们都懂“小玉”的生育经历,他不用去讲戏、讲人物,只需要教教动作和调度。

  “做完手术要怎么样起来,头的角度应该是怎么样,试了一次就知道了。”赵志勇说,“他们有一种更真实的东西在里面。”柳云就试过一场从手术台上爬起来的戏,她慢慢地撑起来、哆嗦着,赵志勇直觉她“能演,心里有东西”。

  柳云此前因为已经有俩孩子了,后面的两次怀孕,都做过流产手术。在现实中,她走路风风火火。但在戏中,她要变得温柔、有女人味儿。这并不容易。她琢磨,由于“小玉”怀着孩子要做农活,走路既要有女人味儿,又要有疲惫的样子,不能像她那样“昂首挺胸”,就在很短的距离里,反复练习慢走、擦汗、捶腰,3米走了22秒。

  表演生孩子前,雨虹肚子里塞着气球,走路却太自然,赵志勇要她表现茫然和疼痛,要挺着肚子,慢慢走——这似乎有点难为她,和小玉不同,80后的雨虹很少经历这些,生孩子前她还逛街买了双高跟鞋。这让她演的时候一直都“有距离感”。

  引产开始了。幕布拉起来,白色塑料胶带缠起来的巨大的针筒,对着孩子圆圆的头,扎下去。这一幕其实是在还原小玉的“误解”,她认为,医生打引产针,是要去找胎儿的头,扎死胎儿。

  赵志勇说,小玉讲到这个的时候很恐怖,实际上引产的医生只是在找羊水多的地方,没有扎头,但他想保留真实的情感,选择原汁原味呈现。

  “不知道过了多久,孩子还是没有一点动静。”打完针之后的小玉24小时都没反应,田嘉念着独白,“我心里急得很,这孩子怎么回事,怎么还不走了?快走吧!求求你,快走吧!”

  (木兰社区,一个小女孩在看绘本。摄影:吕萌)

  “大到望不到边”的痛

  舞台灯一扫而过,黑暗中齐丽霞的泪水迷住了眼,她用围巾擦了擦,沙哑的嗓子哽咽起来,声音变得沉重。赵志勇劝她,为了演出效果,一定要抽离感情,但她还是控制不住哭,“觉得委屈”,觉得“我没有能够理解。”

  背台词的时候,齐丽霞总会联想起引产那一幕:医生把孩子的碎肉一点点夹出来,混杂着心跳声,“这个心跳不是新生命,是要离去的生命的心跳”。她眼前似乎出现无数女人趴在地上,因疼痛而蜷曲着身体,画面“大到你望不到边,望不到头”。每次演到这里,腹部会痛,她就悄悄按住小肚子。

  戏里加了个小精灵的角色。小玉手术完,小精灵脸贴脸、抱着柳云。很多打工妈妈们认可这个角色,赵志勇觉得,女性没办法和配偶、家人分享生产之痛,创伤往往被遮蔽,需要自己消化,而“将抚慰者抽象化,呼应了情感上的需要。”

  “有天使来安慰小玉,多好。”田嘉说,“但现实里,就算另一半站在身边,他也不能分担你一丝一毫的痛,他能受生育的痛吗?不可能。”

  演出当天,小玉没去看。但她看到齐丽霞发了朋友圈,她告诉齐丽霞,自己长好的伤疤再一次被撕开。齐丽霞安慰她,“我们都是同龄人,都经历过同样的苦难,我懂得你的苦。”

  大儿子临盆时,小玉从第一天早上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,才感觉孩子要生了。面对男接生婆,羞耻和恐惧贯穿整个分娩过程。“郎中”让她把裤子脱了,“你这个虎婆娘再不脱裤子,孩子憋死在里边了。”她感觉想大便,又怕上茅坑,怕孩子被池子里的屎尿淹死了。

  宫口开得越来越大,一厘米到十厘米,最终,在巨大的疼痛里,她从女人变成了母亲。

  (孩子出生的一幕,“小玉”在“手术台”上。摄影供图:叶岚)

  生完孩子,小玉在自家门口洗衣服,村里一个男人路过,说“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,生了孩子,起码一年里还能休息个把月,月子里有人伺候,多舒服!”

  “你就知道坐月子舒服,怎么不知道生孩子的时候遭罪?”小玉说。

  女性分娩的疼痛被公认为“九级”,痛感因人而异。在论坛上,一些妈妈们形容,产前的阵痛是“每十分钟,腰就被压断”、“整个人在痉挛,五脏六腑都扭曲在了一起”,娩出时像“有人开挖掘机在肚子里搅拌挖掘”。

  扮演小玉的雨虹以喊叫来表达这种痛苦,长长短短的嚎叫,间断的喘息,轰隆雷声响起,她喊了近一分钟。最后一声,用尽全力释放,孩子诞生,她昂着的头落下。

  雨虹自己生孩子时,并没有叫喊的经历,排练时,一边叫一边笑,也叫不出来,赵志勇说,要是觉得尴尬,可以把头朝向里面。旁边的演员开玩笑,“你叫不出我就掐你”,后来她想象自己真的在生孩子,就没再笑场。

  齐丽霞记得,生育还伴随着巨大的风险。她小时候听说过同村女人难产而死,见过村里的人们抬着产妇,女人的脸白得像纸,厚被子下全是深红的血。她一度对生育怀有恐惧,想过不生,“我不觉得孩子比我还重要”。

  在农村,生育是私密的事情,母亲和婆婆也从没说过这些事情。齐丽霞生完孩子后,身体仍然很“痛”,小便的时候感觉下面像有刀子在割,她以为这是生完孩子的正常现象,只好忍着,“最怕喝水,吃水果,不敢去小便。”

  近二十年后,她与木兰的姐妹们聊起生育话题,才知道,产后下体持续刀割的疼痛是外阴撕裂引起。产妇生育时,婴儿的胎头通过阴道娩出,阴道口及周围组织受到压迫,如果外阴弹性比较差,不但会阴可能撕裂,甚至还会一直撕裂到肛门。

  “父母那一代人也是没人管长大的,到我们这里不知道怎么处理,”田嘉说,“没有婚前教育,一下就结婚了,一下就怀孕了,一下就生孩子了。”她看到引产那段时,“感觉女的,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,亲生骨肉不能要,还要遭这么大的罪。”

  舞台剧结尾,做完手术的“小玉”独自回家,颠簸了二十多公里的土路,又下车走了八里地的山路,大银幕上,出现了山间小路,两边立着树林,一个“略带悲伤诗意”的画面。

  这时,手术台变成三蹦子,下面摆着一排打工妈妈们做的布娃娃,肩上放着的白蜡烛,代表“那些失去的孩子,不能生下来的孩子”。

  “不要牺牲也不要伟大”

  演出结束后,田嘉激动又压抑,她很高兴这部戏终于完成,但因为演剧,等于重新经历了自己的痛苦,心里很沉重。观众交流环节,有人问,“你们演这个剧,希望家人做什么呢?”齐丽霞本想让妈妈们一人一句回答,意外的是,没人开口。

  《生育纪事》里,小玉的丈夫没有出现过。舞台只以特效的形式呈现了他的工作场景:城市的钢筋水泥地上,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在砌砖、扛货,刷墙、做电焊,他们身上拴着绳子,在修建的高楼之间穿行。

  大半年前,赵志勇给一些人看过剧本,有人看完后说,她老公死了吗?怎么老不在身边?

  在齐丽霞看来,对生育的漠视是基层的现状。很多男人仍然觉得“生孩子哪个女人不生?谁不经历这事儿?”

  “他们是农民工,不可能像城市中产阶级所想象的那样,老婆去生孩,要去旁边,做引产手术你也得陪着。”赵志勇说,“他要在外面干活、挣钱,要养家。”他觉得,“小玉”们的处境不仅是一个性别的处境,也是农民工群体的底层困境。而对女工们来说,困境因为生育的加持,变得更加无解。

  田嘉以前是个画师,有了孩子后,全职带孩子。而丈夫在北京修空调,每年只回去三趟。她在老家,没几个能说上话的。

  一个夏天,田嘉老公回老家割麦子,晚上累得呼呼大睡。她想和他说话,又不知从何开口,突然觉得很累,就出门了,沿着小路走到河边,上了石头桥,很想往河里跳,周围的蛐蛐叫得响,月光打在地上。她不想活了,又想到孩子,心软了,后来她被确诊为抑郁症,来北京后,为了方便照顾孩子,不再干老本行,做过切菜工、帮厨。

  齐丽霞从事打工女性关爱公益组织已经十年,她发现,农村进城打工女性本就处于社会底层,有了孩子之后,往往会放弃工作;她们在经济上和心理上,都更依赖丈夫。等孩子大一些,她们想回归社会,发现工作并不好找,因为仍要花大量时间照看孩子、年龄大、没有学历文凭,也没有专业技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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